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要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深刻理解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需要应对的关键挑战，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改革创新破解问题、推动发展。

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引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形势正发生以下重要变化。

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一方面，以大量要素投入为基础的增长不可持续，经济的驱动力向全要素生产率倾斜；另一方面，消费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数据显示，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11.0%。进出口占GDP比重随经济发展而下降，是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将会进一步降低。

经济发展面临复杂环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加之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使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

新的战略机遇正在出现。当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过16%；拥有超过4亿的庞大中等收入群体，正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为之提供基础设施的新基建，将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巨大空间；正在经历的产业结构巨大变迁与城镇化过程中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将产生新的庞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等等。

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对“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强调和重申恰逢其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涵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新发展理念反对片面追求GDP等总量指标的高增长，更加关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注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强调创新在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强大的国内市场，强调绿色和环保，强调实现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面向未来，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需要妥善应对的关键挑战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需要我们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需要应对的关键挑战。举其要者，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如何应对我国产业和劳动力结构的变迁。2019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1%、39.0%和53.9%，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农业目前仍吸收26%的劳动力。研究预测，到2035年，我国农业的比重将降至3%左右，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不超过6%，未来15年，我国将有20%~25%的就业人口需要从农业、低端制造业流向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是当今世界老年人数最多的国家，2019年年底已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54亿，预计2025年将突破3亿，2033年将突破4亿，2053年将达到4.87亿的峰值。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一方面将引起消费端的变化，对服务业尤其是医疗、养老、财富管理、社会保障等提出更多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则可能带来储蓄率下降，这对未来保持高投资率构成挑战。

如何有效推进城镇化进程。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效显著。城镇化能够带来大量投资机会，但必须明确投资流向，提升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地级市实际人口远低于经济意义上最优人口规模。人口不足，服务业很难发展，新兴产业很难涌现；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如果不能落户定居实现市民化，将很难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

如何提升研发效率。当前，我国研发投入的GDP占比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在规模巨大的研发资金中，对基础前沿研究的投入比例仍然偏低。只有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实现对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的大量、长期投入，才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解决“卡脖子”问题，摆脱关键技术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如何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地位。目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较高，这反映了全球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布局的位置并不高，价值链上游程度仅为0.01，低于40个开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0.04。我国对属于上游的能源、原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等有较大的对外依赖度。

经济社会发展千头万绪，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挑战，我们必须洞悉时代变化、直面关键问题，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